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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观察报 许斌/文 中国经济2017年的表现远远超出了很多专家的预想,　开始从过去相对悲观的新常态阶段，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过去大家一直在呼吁和等待中国经济由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的传统增长模式，转变为依靠消费和产业升级拉动的新型增长模式。这个转变需要时间的积累，是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而2017年结出了初步的果实。
2017年中国经济增长了6.9%，其中65%由消费拉动，投资和出口不再是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动力。并且，我们看到服务业的需求端和供给端都有了明显的提升。特别是新的技术业态使中国能够更大程度地发挥其规模经济优势（scale）、范围经济优势（scope）和速度经济优势（speed），我把此称为中国的3s优势。
经济新动能——中国的3s优势
经济学家普遍认同，随着一个国家人均gdp的增长，其经济的增长速度会逐渐慢下来。这个规律不会被逆转，根据中国经济目前的体量和发展阶段，再回到10%以上的增长率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在对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下行幅度的判断上，应该比原来较为悲观的判断要好。
过去对中国经济的潜在经济增长率下行幅度的判断是比较悲观的，认为会是线性地向下走。但是，我们更应关注这种线性趋势背后的原因，而不是惯性地认为这些原因是不变的。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经济的增长主要依靠改革的红利、对国外技术的模仿、年轻人口的红利等。2017年之前的几年，中国经济曾经很挣扎，因为前期的改革红利和人口红利走向枯竭，而新的动能尚在培育之中，所以大家比较悲观，认为l型的增长已经很不错了。但市场经济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在不经意中，中国经济内部萌生出了一系列新的增长点，汇聚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将中国经济带入了一个新的上升周期。
我将中国经济内部萌生出的一系列新的增长点，总结为中国特有的3s优势，包括规模经济优势、范围经济优势和速度经济优势。我认为这个三s优势是中国经济在2017年表现超预期的主要原因，而且还会持续发挥作用好多年。
规模经济优势（economies　of　scale），是指体量做得越大，成本就越低，企业进而得以发展。在传统经济发展时期，规模经济效应在中国制造业发展进程中已有明显体现；在目前的新经济发展时期，这个效应变得更加显著。中国现在的很多平台经济，所依靠的就是其两端所链接的大量的消费者和企业。在中国，新经济业态可以拥有非常大的规模经济效应。
范 围 经 济 （economies　of　scope），是指由厂商的经营范围所带来的成本下降。当同时生产两种产品的成本低于分别生产它们所需成本的总和时，就产生了范围经济。 中国的劳动力成本越来越高，很多企业可以选择搬到成本更低的越南或印度尼西亚去。
但事实上，大部分企业并没有搬离中国。这是因为搬离中国意味着远离整个产业链；搬离中国所节省的劳动力成本，不能弥补其所损失的范围经济收益。中国能够在一个地方积聚大量相互联系的细分行业，组成完整的产业链，比如浙江的义乌、广东的东莞。范围经济是产业链内的各个细分产业相互之间的联系，这需要一个庞大的经济体来承担，而世界上并没有几个这样的经济体。中国在入世后成为所谓的世界工厂，大部分的制造业都在中国，在这方面已有先发优势。而服务业也要依托于市场，依托于制造基地，是制造业的补充，因而范围经济效应在服务业和新经济业态中同样重要。
速度经济（economies　of　speed）是一个新出现的中国特有的优势。在新的经济业态下，对速度有了非常高的要求。过去，20世纪的前沿技术，是靠时间的积累，精雕细琢而出，比如日本的彩电、德国的汽车等。过去不讲速度经济，要慢工出细活，快的反而不好。在新的经济业态下，一切的新技术，尤其强调大数据，哪里有大数据，新技术在哪里就可以得到更好的应用。移动支付在中国普及的非常快，而在美国或欧洲推广移动支付，由于要通过各种法律，就需要很长的时间。这个相对长的过程有它的优势，比如，安全性更高等。但对于新经济业态的发展来讲，安全固然重要，但是速度在某种意义上更加重要。因为做得快，得到大量的数据，才可以去纠错、去改进，不做的话是无法改进的。
其它国家并没有制度架构去支持这种快速的发展。政策上中国在某些方面管得非常严，但是在某些方面还是比其他国家要管得更松。这就留了更大的余地给民营企业、创业者们去尝试。不能因为质变尚未出现，就忽略正在悄悄积累的量变过程。质变发生的时间点，是无法预测的。但质变是肯定会发生的，关键是要给大家空间去折腾。
我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潜能才初露端倪，未来还会有惊喜。按照中国经济目前的体量和所处的发展阶段，长期经济增长率确实会呈下降趋势，但这并不排除周期性的上扬。我认为未来几年中国经济处在周期性上扬的阶段。
为民营企业留出空间
中国经济转型，实现量变到质变，背后的推动力来自于内部，尤其是民营经济的发展。
在经济表现差的时候，各国政府都会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但这只能救一时之急。现在中国经济在供给侧方面呈现出了一定转机，这和我们努力推动供给侧改革是有一定关系的。但更重要的是，我们不能忽略经济本身的周期性，也就是内在的发展变化。外在的推动相对来说还是第二位的，中国经济修炼内功的厚积薄发才是根本。
新的动能促进中国经济进入了新时代，走上了重质量的道路。需要强调的是，一个经济体从低质量向高质量的转型并不能被人为地引导来实现的。我们在2014、2015年曾试图引导，但并没有产生好的效果，因为这种转变是只能是经济自身内在的积极因素日益积累才能实现的。
我们要肯定中国政府的长期战略和政策取向的意义，但是决不能忽略市场本身的动态变化所产生的作用。中国经济能不能走出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最重要的是我们能否有一个政府支持的好的环境，让所有的经济部门，消费者、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等都能够有自发的良性积累，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有突破。
巴西等国家所遭遇到的“中等收入陷阱”魔咒，主要是其自身经济缺少新的动能。中国的情况不同，基于前面所述的3s优势，中国经济拥有其他国家无可比拟的新动能。
中国是幸运的，在全球化蓬勃向上的时候，我们刚好改革开放，利用全球市场成为世界工厂，发展制造业。现在进入了逆全球化阶段，各国搞保护主义，但是现在全球市场对中国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过去出口大概占中国gdp的40%左右，现在20%都不到。我们对外部经济的依赖不再那么强，中国经济未来将更大程度上地由内需拉动。
从上述讨论来看，中国经济的未来似乎是一条康庄大道，但我们必须警惕中国经济所面临的众多风险，其中最大的风险是金融风险。国外媒体大多认为中国最大的金融风险是地方债务高杠杆率，但是我觉得最大的风险是如果我们的金融开放政策把握不当，或者中国经济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状况，中国可能会出现恐慌性资本出逃的情况。2015年下半年就是一个警示，当时人们对人民币汇率前景产生了悲观预期，导致资本大量外流，外汇储备半年就损失了5000亿美元，一度跌倒3万亿美元以下。
当然时过境迁，现在由于美元走弱，人民币对美元走强，暂时不会发生资本外流的状况。目前人们对中国经济的信心已经回升，金融风险看来是稳定了下来。但是不能因为现在情况比较好，就对潜在的金融风险视而不见。相反，在情况比较好的时候，要下大力气去降低风险，利用这个时间窗口降低国有企业杠杆率，降低地方政府坏账率，等等。在经济状况较好时做好这些工作，在未来经济遇到低周期时，就会比较从容。
经济学里面有个理论叫多点均衡，意思是一个国家目前在这个点上，未来既可能走到一个相对好的点，也可能走到一个相对差的点，两种可能性都是存在的。而最终将走向哪里，要靠大家的信心，就是说如果大家都是想着好的，就会走向好的点，如果大家都是想着差的，就会走向差的点。
我希望决策者们不要为中国经济目前的良好状态而沾沾自喜，而是要着力制度建设，真正地让大家安心，尤其是让民营企业家们安心。要建立一系列的制度来保障民营企业家们将其事业的未来放在中国，他们的后代的财富传承和发展还在中国。如果大家都安心在中国发展，中国经济就会走到好的那个点。
对政府来说，现在更重要的是创造一个良性循环的环境，让所谓的量变到质变的内在动力得以健康持久地向前发展，让中国经济朝着好的那个均衡点自动地走过去。相反，如果制度建设跟不上，经济在短期可能还会好一段时间，但各种长期约束的存在必然削弱大家的信心。要有足够的空间让大家去折腾，这也是改革开放的灵丹妙药。如果不给大家空间，像以前那样完全封闭的话，无论做再多的计划，用心再好，也折腾不出孙悟空来。
我在中欧很有体会，不论年轻的mba学生，还是成熟的emba学生，最近几年都显示出强烈的创业欲望和冲动。这是在美国或欧洲教书时看不到的，因为中国经济目前还处在一个变化非常快、机会非常多的阶段。
不论是政府官员，还是学者，首先立意要高。“新时代”这个词汇非常好，因为一个新“字把所有的空间都打开了。但是我们的“新”要立得高，要知道“新”在哪里，要知道怎样维持和发展这个“新”所带来的动能。
进入新时代，政府需要有新的定位，政策上要配合这个“新“字。如果政策到位，中国经济不但能够避免“中等收入陷阱”，而且在20年后能够成为一个高收入国家。需要强调的是，我们所追求的，不应该是仅仅成为一个平均收入意义上的高收入国家，而应该是成为一个健康、均衡、普惠发展的高收入国家。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那将是中国对创建人类社会良性发展模式的一个巨大贡献。
(许斌系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本报记者 李思 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