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因为《新华日报》8月14日刊发题为《提高生育率：新时代中国人口发展的新任务》的署名文章，引起了热议。
文章称，未来中国将面临人口断崖式下滑，提高生育率应该成为中国新时期的任务。
就在文章发后的几天，河南省柘城县却表示将全面启动社会抚养费征收—全县生育了三孩及超过三孩的家庭，必须缴纳相当于夫妻双方上一年度纯收入3倍的罚款。
一边是呼吁不生少生，罚！一边是超生，罚！
生个孩子，容易吗？
01
中国新时期的任务
文章《提高生育率：新时代中国人口发展的新任务》提出，在未来二三年内，随着我国第三次人口高峰期的育龄妇女逐渐退出育龄期，以及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导致的生育堆积效应释放结束，我国的人口出生率必然面临断崖式下跌。
文章由此建议，设立生育基金制度，尽量实现二孩生育补贴的自我运转。可规定40岁以下公民不论男女，每年必须以工资的一定比例缴纳生育基金，并进入个人账户。
家庭在生育第二胎及以上时，可申请取出生育基金并领取生育补贴，用于补偿妇女及其家庭，在生育期中断劳动而造成的短期收入损失。如公民未生育二孩，账户资金则待退休时再行取出。
这建议怎么样？
对此，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中国养老金融50人论坛核心成员胡继晔认为，未来不仅可以设立生育基金制度来鼓励生育，还要对丁克家庭征收“社会抚养税”。
胡继晔分析称，我国自2000年后就已经陷入了“低生育陷阱”，“当时一对夫妇的平均生育率在1.6左右，现在已经下降到1.2-1.4之间，远远低于人口正常、不增不减的2.08-2.1的数据”。“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生育率已经低于美国等一些发达国家”，他警告说。
02
不生罚，生了也罚
就在全面放开生育限制的呼声不断时，河南柘城近日却在重罚三孩家庭，怎么罚？必须缴纳相当于夫妻双方上一年度纯收入3倍的罚款。同时，该政策也引发舆论哗然。
根据财新网报道，“河南柘城的做法合法却不合理。”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特邀高级研究员黄文政表示，国家目前并没有取消对超生家庭的社会抚养费制度。但该政策是逆势而为，逐步取消生育限制是大势所趋，此举与人口形势不合。
从2016年开始，全国实行全面放开二孩的生育政策。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6年全国出生人口为1786万人，比2015年增加了131万，成为自2000年以来出生人口最多的年份。
但到了2017年，全国人口不增反降，当年出生人口1723万人，同比减少了63万，人口出生率随之同比下降了0.52‰，仅有12.43‰，数据比之前各方的最低预测还要低。
黄文政表示，这个时候限制是说不过去的，应该进一步鼓励生育。他预测，未来几年出生人口数量面临严重下滑。从已公布的数据推算，2018年预计有1500多万新生人口，将在2017年的基础上，继续减少200多万。
不少人口学者早有警言在先，即中国生育率下降之势恐难阻挡，即便小幅度放开生育限制，许多家庭的生育意愿也难恢复。人口老龄化的趋势下，”人口红利将逐渐消失，这在很大程度上将给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带来沉重压力。
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常委李崴告诉财新记者，他在2016年全国两会提案中，就提议最迟在2017年年底全面放开生育。他认为，或是过时、过失的人口理论研究和统计预测导致了政策延迟。李崴表示，估计到今年年底，官方就会取消计划生育政策。
03
借社会抚养费政策捞一笔？
根据2002年8月国务院公布的《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社会抚养费被定义为调节自然资源的利用和保护环境，适当补偿政府的社会事业公共投入的经费。征收的对象主要是超生家庭，即“不符合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十八条的规定生育子女的公民”。
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十八条规定，“国家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子女”。
社会抚养费的具体征收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举例而言，北京、湖北、河南等地以本地人均居民年收入为标准；湖南、山西等地根据家庭年收入征收；吉林按照多生多罚计费。
社会抚养费罚款金额制定的合理性，一直饱受诟病。罚款力度之大如辽宁省，超生家庭将缴纳5-10倍于本地人均居民年收入的社会抚养费。以沈阳市2017年41359元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例，今年当地超生家庭通常需要付出5倍的上一年人均居民年收入，即20.68万元。
社会抚养费征收多年，但官方从未公布过具体累计“罚款”总额。常年关注计生政策的浙江碧剑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吴有水，曾于2013年7月致信31个省份要求公开2012年度社会抚养费数额和用途，截至2013年底，公布的24省累计金额超过200亿元，但用途不详。
04
最后，生还是不生
首先，生育是人的基本权利，生还是不生，都是个人和家庭的自由。我们可以通过宣传鼓励生育，也可以制定激励政策引导生育，但不能以“设立生育基金”之名对不生或少生家庭行惩罚之实。这种建议于法无据、于理不通、于情不合，既有违常识，也暴露了研究者专业素养的不足。
其次，收费这点有待考虑。
这些年，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明显提高，但同时要看到，大家在住房、教育、医疗等方面的负担还很重，中国家庭债务水平长期居高不下，上海财大研究院刚刚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截至2017年，我国家庭债务与可支配收入之比高达107.2%，已超过美国当前水平。
之所以当前中国生育率不高，除了经济社会发展、妇女劳动参与度提高等客观原因外，养孩成本的急剧上升是重要的原因，这是社会的共识。
有些年轻人不是不想生，而是确实压力太大，对症下药的良方在于通过一系列有效的优抚生育政策和真金白银的公共投入解决人们生娃的现实之虑和后顾之忧，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从老百姓身上薅羊毛 ，这看似为国分忧，实则是荒腔走板的高级黑。这也是为何这种建议会遭到舆论一致批评的关键所在。
再有，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的关键期，面对外贸的不确定性和投资拉动边际效应递减的形势，内需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愈加明显。我们要千方百计地通过降低个税、减少收费、完善社会保障等一系列政策措施，提升内需的动力，促进消费的转型升级，而不是以所谓“生育基金”的方式加重群众负担。
05
生娃若是国事，财政就要支持
单身税已经出来了，丁克税也不远了。
胡继晔表示，发达国家为了鼓励生育都会对生育进行补贴，因此建立设立生育基金，“不生孩子的人更应该交生育基金。过去中国采取计划生育，向超生的家庭征收社会抚养费，但是未来鼓励生育，应该向丁克家庭征收未来的社会抚养费，人老了之后光靠钱是没用的，还是需要年轻人，别人家的孩子来照顾。这些丁克家庭老了之后没有后代，是要占用社会资源的，所以将来要对丁克家族进行征税”。
这么说，有道理吗？
在中国，养育孩子的直接经济成本愈来愈高，同时高房价和看护资源的稀缺，都严重掣肘着年轻人的生育意愿。这也是为什么全面“二孩”政策放开之后，并没有出现人们预想中的生育高峰。因此，提高生育率，不能再有线性思维，以为完全放开生育政策就能形成反转。这个问题，已经不是家庭和单位所能消化的，必然需要国家整体上给予政策倾斜，对家庭进行个税减免甚至补贴，并增加婴幼儿抚育资源的供给。
根据汲汲于人口问题研究的携程创始人梁建章的分析，大部分低生育率国家将gdp的2%到5%用于鼓励生育。照此标准，中国至少要花2万亿来鼓励生育。具体方式可以是税收减免和现金补贴。
就像人民日报所言，生育孩子对于中国人来说有着特殊意义。不想生育只是很多人面对巨大现实压力而被动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中国依靠庞大的人口红利实现了大发展，而面对低生育率，政府应该采取更有针对性的措施加以解决，从而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现在的政策激励显然远远不够。随着经济的逐步放缓和养老医疗等刚性支出的增长，财政能否承担生育成本不得而知。养老已经成为财政的重大不确定性，为此国家已经降低养老金增速、推动延迟退休以及税延性养老保险。相比养老的“近忧”，生育还算是“远虑”，在国家财政支出的名单上，可能目前并不享有优先位置，但我们迟早要面对。
经济越是发展，我们可能越是需要将资源投入到民生和公共服务上，投资型财政无法贯穿发展的全程，而只能是阶段性的。要素和资本的收益正在边际递减，而且加速递减。愈往后，唯有人力升值，唯有创新升值，人口即国运。教育、医疗、养老、生育、住房以及产权和知识产权，这些围绕人力和知识打造的制度环境，才是一国经济最根本和核心的竞争力。
精彩回顾